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基本处境

时间:2019-06-24 阅读:81来源:公益时报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基本处境》内容概括:从长期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有着灵活性强、扎根社区和服务及时便捷的突出优势,在化解社区矛盾、增强邻里关系、激发社区活力、扩大居民参与、推动社区自治、引领...进入 理论实务频道了解更多内容。

  卢磊: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双师型讲师/文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时代背景

  基层社区治理进入重要转型期。综合来看,我国社区治理和居民服务需求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复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包括社区养老、儿童照顾与保护、新老市民融合、困难社群服务等在内的新老问题深度交织在一起,问题和需求的复杂性有所增加;其二,社区居民的需求内容越来越多元,需求层次越来越高;其三,较多相对普遍的问题和需求也内含特殊性,比如区域差异、文化差异和社区类型差异等元素往往使得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中复杂性和特殊性糅合在一起。自下而上的居民需求和利益诉求期待基层社区治理的更大作为和主动开放。

  党政重视和顶层设计促使社区治理迎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是一脉相承的。概括起来,其中最明确的关键词是多元共治,即通过党、政、企、社、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和协作,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和服务更新,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社会组织是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基本处境

  社区社会组织成为新时期社区工作主体多元化的重要力量。单靠政府和社区两委进行的社区管理已经很难应对日益复杂化的社区治理难题和多元化的民生服务诉求,横向拓展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供给侧力量成为一种必然方向。在由单靠政府和社区两委管理向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推进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地性和持续性最强的一种内生力量。在当前社区党委和居委会行政事务繁多、行政色彩较浓的现实状况下,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上发挥优势并有所作为。

  社区社会组织日益突出的作用获得基层政府和社区的认可。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在地性和可持续性强的突出特点,其较为熟知基层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重难点工作,在社区环境治理、助老助残服务、文化建设、空间再造和便民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们亦能够以组织化和规范化的方式有序引导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社区公共精神的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这对于基层社区的议事协商、居民自治、社区参与和志愿服务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既是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题中之义,又对推动社区参与和增强基层服务力量有着重要意义,更能够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

  从长期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有着灵活性强、扎根社区和服务及时便捷的突出优势,在化解社区矛盾、增强邻里关系、激发社区活力、扩大居民参与、推动社区自治、引领社区志愿服务、创新发展模式和营造社区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社区社会组织已有一定存量,但登记注册类社区社会组织数量还比较有限。根据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2018年全国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上的介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已达39.3万个,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6.6万个,二是由街道(乡镇)和社区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32.7万个。根据笔者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长期观察来看,还有一定数量的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草根社区社会组织并未纳入数据统计。这就需要基层街道和社区积极引导草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备案并纳入基础数据库。

  社区社会组织整体发展不均衡,志愿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发展类社会组织相对较少。无论是登记注册类社区社会组织还是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一直存在类型不均衡的突出问题,较多集中在生活服务和文体娱乐方面,聚焦居民互助和社区治理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相对较少。从服务对象来看,老年人、残障人士、其他困难人士及儿童少年等需求更强烈的群体是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重点人群。社区社会组织在弥补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不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服务为平台增进了社区居民的互动和联结。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已有初步路径,但增量提质仍需潜心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比如入行引领、场地支持、资金投放、服务聚焦和能力优化等,这就需要社区社会组织枢纽平台的全面支持。依托专业性强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挖掘社区能人、搭建组织架构、规范组织制度和提升组织能力等手段培育孵化备案或草根社区社会组织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主要路径。其中政府购买服务和社区小微项目资助为主的项目化运作和管理成为了主要手段,较为典型的是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创享计划和各地迅速兴起的社区微创投大赛。以项目大赛为具体载体,催生和培育了一批备案类或草根的社区社会组织,比如安贞街道“金手指爱心坊”从自益互益到志愿公益的组织转型和以低龄老人助力社区特殊老人服务的温暖转变。这都是十分典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成长案例。当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更需要在保有初心的同时,不断扩大人员规模,提升服务理念、方式方法和创新意识,实现组织的更好发展。

  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标配。社区社会组织需要自己的行业共同体和娘家人,再加上政府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综合性强的枢纽平台,因此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且成为连接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桥梁。如北京市相关部门较早就提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三级平台,其中第三级平台主要指的便是街道社区社会组织枢纽平台,东城区、朝阳区等较多区域均已全面建立起街道级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综合服务中心等组织实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较为典型的有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朝阳门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朝阳区大屯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

  挑战与机遇并存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现实处境。顶层制度的设计出台提供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机遇,但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还待深入观察。从全国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挑战大于机遇,尤其体现在基层政府对其实际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支持较少、服务场所受限等方面。就其自身而言,类型发展不均衡、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规范性程度较低、全职工作者和志愿者力量不足、创新性显得不足和中青年社区居民组织非常少等突出问题。这些突出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积极调整和优化,让发展环境更加充足,组织建设也更加规范。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分析

  实践先行、政策发力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特点。自有社区概念以来,社区自发组织一直都是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重要主体,以柔和的力量带来有温度的服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顶层制度的创制出台表明社区社会组织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并得到了党政部门的认可,其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国家层面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政策一直在集中持续发力。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第三大部分就专门提出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并就其准入门槛、扶持发展和功能发挥做出了明确规定。2017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在城乡社区开展纠纷调解、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民融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并将城乡社区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17年12月,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的专项政策,提出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总体要求,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重点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

  地方跟随和先行先试并存是社区社会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在民政部颁布社区社会组织专项政策后,各个省市也紧跟着陆续推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截止到2018年11月,已有福建、广东、甘肃、贵州、宁夏、湖北、山东、安徽和重庆等省份在民政部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推出了本地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制度,明确了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举措。同时各地政策也有了新的内容,如安徽省强调县级民政部门要通过允许社区服务场所作为登记住所、允许多个社区社会组织合署办公、结合社区社会组织特点制定章程范本等方式优化登记服务,并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提高登记审核效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早在民政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新政之前,就有包括江西省、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在内的多个地方民政部门推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政策,安徽省民政厅和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还专门出台过有关培育发展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策文件。

  政策制度的有效落地才能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因此应考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评估监测机制。各地应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街道和社区作为深度观察点。在找寻好做法好经验的同时,及时发现政策的缺失和实践的困境,通过适当调适实现良好发展态势。

  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和政策创制引领实践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领域的一种惯性做法,我们更加期待这种引导性力量能够有效落地,因此应充分考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政策实施监测点和政策实施评估机制,发挥政策引导的应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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